唐太宗的干部政策,治世必先治国

2019-10-01 08:28 来源:未知

我找到两个比较靠谱的指标,来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治世。一个是国民的平均寿命。处于治世的人民,应当身心愉悦,寿比南山。短命鬼层出不穷的时代,难谓治世。另一个指标是在押人口与国民人口比。靠铁拳和铁窗治理的社会,肯定不是治世。

贞观之治:治世必先治国,治国重在治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全党治国理政、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高度重视用人问题。汲取古代用人智慧,成为习总书记用人思想的重要内容。

治世在哪里呢?我在翻阅《贞观政要》时,看见说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意思是到了贞观四年,判决死刑的,全国只有29人,几乎没有人犯法,刑法都快要搁置不用了。这就是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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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中,引用《韩非子》的话“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强调选拔干部实践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他《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汉武帝《求茂才异等诏》中的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强调有什么样的人才,就有什么样的事业。要为科技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创新人才铺路搭桥。他引用《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话“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强调推进改革发展大业,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建设宏大的人才队伍。他引用清人龚自珍的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强调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司马光《资治通鉴·魏纪五》中的话“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强调用人对于治国理政的极端重要性。他引用魏源《默觚·治篇七》中的话“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强调对干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查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地了解干部。他引用清顾嗣协的诗“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强调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干部,用当其实、用其所长。

治国重在治官。贞观四年就是公元630年,距今1379年。在那遥远的历史时空,唐太宗是如何治理官吏的?他的干部政策有何独到之处?我研究了一点点材料,发现唐太宗的干部观,很有科学性,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

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回望一千多年前屹立於东方大地,强大而繁荣的大唐王朝,苍凉之情,唏嘘之慨,不禁油然而生。

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又是一个人才资源大国、智力资源大国、文化资源大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极为繁重艰巨的历史任务。党和国家已经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三大战略”,聚焦于一点,就是人才。归根到底,决定性的,是人才。解决好用人问题,是极紧迫、极重大的问题。正如陈云同志所说,善用各种人才,才能成大事业。

贞观元年,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员贵精不贵多。滥竽充数的官员,如同画地作饼,徒劳无益。请你们认真想想这个道理,编定官员的职数,裁汰官员。房玄龄们立即行动起来,将文武官员的编制定为640人(按此前为2000多人,裁掉三分之二)。《新唐书·百官志》上说: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730员。省内是指中央部委,外官是指地方要员。虽然两个数据有差异,但官员数包括中央和地方应无异议。730员应当指主要领导,不包括吏。全国仅730名领导,玩转大唐,左右世界,简直太神奇了,但历史确实如此。我国的现状如何呢?据有心人测算,江苏省的厅局级干部就达3884人,是唐朝全国官员总数的五倍多!如果唐太宗重返人间,他一定摇头叹息。虽然矛盾叠出,他肯定不给中纪委扩编,不给最高法院扩编……这不符合他的科学干部观———务省官员。

在辉煌的七世纪,大唐王朝的疆域;最东涵括朝鲜半岛,最西亘至咸海之滨,最南抵达越南全境,最北绵延到广袤的西北利亚。大唐王朝,君临天下,威振八荒,并以海纳百川的博大,恢宏自信的气度,在华夏的土地上生长成为一个无比辉煌,无比强盛,无比荣光的盛世。八表九极,神韵悠扬,令人魂牵梦萦,无限神往。

最近,重新阅读《贞观政要》,很受启发。

他曾交待房玄龄:自此傥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这是说,从今往后,假如搞艺术或杂务工作的人,技艺超群,可以赏点钱帛,一定不许破格授予官爵,与朝廷上的贤臣们并肩而立,同坐吃饭,使士大夫感到耻辱。按照这一政策,电视台的主播一定当不了市长———免得贤臣良相们耻辱。处级和尚,部级校长之类的事,他也肯定不为。

追寻煌煌大唐王朝的辉煌踪迹,必须从“贞观之治”开始,是“贞观之治”成就了辉煌的大唐王朝。

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高峰时期。而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用人,二是纳谏。这两个特点,归根到底,决定性的,是用人。这在《贞观政要》中有充分的体现。

良好的政策需要制度来落实。查《唐律疏议·职制》的置官过限及不应置而置条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后人知而听者,减前人置等一等;规求者为徒坐,被征者勿论。唐朝对于中央和地方,通过编制职员令的形式,实施官吏总量控制。官吏超编的,不惜动用刑法。多一人,杖一百;多十人,处徒刑二年。后任的官员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听之任之的,比照前任的罪行减一等查处。对于违规求官的人,处以徒刑。被迫违规做官的,不予处罚。可以看出,依良法行政是唐太宗的第二项干部政策。

所谓“贞观之治”,是史家们对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的贞观年间(公元626-649年),天下大治的称谓。

中国历史上,治世少,乱世多,历代封建王朝跳不出历史周期律,始治终乱,始成终败,始兴终亡,在用人问题上言行乖离、忠奸不辨,亲小人远贤人,是一个根本原因。唐太宗对此有极深刻的认识。他深刻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这个核心理念,他是说到做到了的。这对一个封建政治家来说,是极为难得的。

通过务省官员和公职人员法治化,唐太宗成功地解决了官吏数量问题。那么,他又如何解决官员的质量问题?

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是治世,最起码可以从两点考量:一是人民是否安居乐业;二是牢狱在押人口与国民人口的比率。一个靠铁拳和铁窗治理的社会,肯定不是治世。《贞观政要》载:“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其意思为:到了贞观四年,被判处死刑的,全国只有二十九人,刑法几乎要闲置不用了。这就是治世。

现在我们回望唐太宗的统治集团,仍然受到一种震撼:人才济济,群星荟萃,生机勃勃,龙腾虎跃。之所以会出现那样的生动局面,从根本上得益于唐太宗的先进用人理念和开明用人政策,英雄不问来路,用人不拘一格,敢用、善用各种人才。

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徵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法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此处可以窥见唐太宗干部政策第三个原则———慎择。用人之难在于识人。用了正人君子,则好人都得到劝勉;用了恶人,则行为不端的人都会钻营。报载,邯郸市十年换了七任市长,这类蠢事唐太宗绝对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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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在《贞观政要·任贤第三》中,列举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七位宰辅重臣,都是国家栋梁。唐太宗李世民能把这么多的一流人才聚集到身边,展现了海纳百川的博大襟怀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宏大气魄。魏徵、王珪曾是隐太子李建成的核心幕僚,李靖、李勣则是隋炀帝、李密旧部,但李世民照样对他们信任有加、委以重任。马周出自家臣,岑文本起自布衣,但李世民并没有因他们出身微贱而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真正做到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

贞观三年,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杜如晦回答说: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贞观六年,魏徵对太宗说: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作用。

治世必先治国,治国重在治官。距今己近一千四百年的大唐太宗皇帝是如何治理官吏的呢?

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协助我操劳国事,广开视听,访求贤良明哲的人才。近来听说你们收到诉讼的状子,每天达数百件。这样,审阅公文的时间都没有了,哪里还能帮我去求访贤才呢?于是下诏给尚书省,琐碎杂务都交给左、右丞去处理,只有冤案和疑难大案才禀报仆射。

以上这段,是唐太宗与长官们讨论官员的才与德问题。太宗说,我看你们人事部门近年来选择人才的时候,只考察口才和文才,不了解他的德行。数年之后,有些人恶行暴露出来。虽然我用刑法惩治他们,但老百姓已经遭殃。怎样才能起用善良的人呢?杜如晦的答案是,用人要考虑该人的口碑。魏徵的答案是才行兼俱。理由是,才能平平但为人善良的人,虽成不了大事,但也成不了大害;假如恶人很强干,则为害极多。综合他们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干部政策的第四项内容———德主才辅。才行俱兼当然最好。实在不行,德主才辅。有无博士文凭,唐太宗估计不大看重。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员贵精不贵多。滥竽充数的官员,如同画地作饼,徒劳无益,请你们认真想想这个道理。要编定官员的职数,据此裁汰官员。房玄龄们立即行动起来,将全国文武官员定编为六百四十人(此前为二千多人,压缩了三分之二)。《新唐书.百官志》载:“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省内”是指中央部委,“外官”是指地方要员。虽然六百四十与七百三十在数据精确上有差异,但官员总数包括中央和地方应无异。全国仅七百三十名领导,就能玩转大唐,并能左右世界,简直是天方夜谭般的奇迹,但历史确是如此。按现今我国东部沿海某省,厅局级干部就达到三千八百八十四人,是唐贞观年间全国官员总数的五倍多来计,唐初全国官员的人数真是小儿科了!如果唐太宗重返人间,不知他会作何感想?他一定会摇头叹息,这不符合他的科学干部观。

也是在这一年,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使国家安定的根本,是得到贤能的人才。近来,我命你举荐贤才,但一直没有见你有所推荐。治理国家事关重大,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和辛劳。你不上言推荐人才,我将托付谁呢?封德彝回答说:臣子虽然愚昧,但怎么敢不尽心寻访,只是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独特才能的人。太宗说,从前,圣明的君主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具一样用其所长,都是选拔当时的人才,也不向别的朝代去借。难道我们一定得等到梦见傅说、遇到吕尚这样的贤臣,然后才去治理国家吗?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只怕是被遗漏或不了解罢了。封德彝惭愧地退了下去。

怎样才能求得贤才呢?我们来看两个小故事。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好的政策需要制度来保证。《唐律疏仪.职制》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后人知而听者,减前人置等一等;规求者为徒坐,被征者勿论。”也就是说,唐朝对中央和地方,通过编制“职员令”,实施官吏总量限制。如果设置官署超编以及不应设置而设置,就要动用刑法。超编一人,打长官一百大板;超三人,罪加一等;超十人,处徒刑二年。后任的官员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听之任之,比照前任的罪行减一等查处。对于违规求官的人,处以徒刑。被迫违规做官的,不予处罚。依法行政,唐太宗成功地解决了官吏的数量问题。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书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以人为本。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在于选好刺史和县令。县令的人数太多,不可能都是贤能,如果每州能选出一个贤能的刺史,那么各个州郡内的百姓就都能得到休养生息。全国的刺史如果都能使陛下称心如意,那么陛下就可以拱手端坐在朝廷之上,不用担心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自古以来,郡守和县令都要精心选拔那些有贤德的人来担任,打算提升做大将或宰相的人,必定先让他们试做地方官,或者就从郡守中选拔入朝担任丞相及司徒、太尉。朝廷不能只重视内臣的选拔,而把刺史和县令置之度外,轻易决定刺史和县令的人选。百姓之所以不能够安居乐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于是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刺史,当由我亲自选择;县令,应命五品以上的京官每人推荐一个。

仆射是尚书省长官。太宗说,你们是尚书省长官,应当为我求贤访哲。听说你们每天受理的案件数以百计,整天看材料,哪有时间助我求贤?从此以后,只有冤滞大案你们才管。太宗在此表达了他的科学领导观:领导不能陷于事务,而要访贤。

除了解决官员的数量,唐太宗对官员的品德质量同样极为重视。贞观三年,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己受其弊。”可见,选择官吏不能光看其是否能说会道,而不察其品行。否则,数年之后,其劣迹彰显,虽处其刑罚,但当地百姓却己深受其害了。

贞观十三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听说太平之后必定会有大乱,大乱之后必定会有太平的局面。能够使天下安定的办法,只能是任用贤才。你们既不知道贤才在何处,我又不可能遍识天下之人,这样一天天下去,就得不到贤能的人才了。现在我想让人们自我推荐,这样做对选拔人才怎么样呢?魏徵回答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了解别人很难,有自知之明也确实不容易。而那些愚昧昏庸的人,都善于自夸而攻击别人,恐怕会助长追名逐利的浮薄风气,所以不能让人们自荐。

同样是贞观二年,他对右仆射封德彝说:我让你给我推举贤能,你一直没有作为。天下的事如此烦重,你们要为我分忧。你们不举荐,我指靠谁啊?这个名叫封德彝的领导辩解说,不是我不努力,是没见到奇异的贤才啊。太宗批评说,古代圣明的君王都是选拔当时的人才,而不是向别的朝代借用人才。难道非要等到出现傅说和吕尚(古代两个著名的贤臣)这样的人才,才能治理国家吗?哪个朝代没有贤才啊?怕的是你们遗漏不知道!太宗的话很不客气,弄得封德彝脸红脖子粗地退了下去。在此,唐太宗亮出了他的核心人才观———

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徵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法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用人之难在于识人。用了正人君子,则好人能得到劝勉;用了恶人,行为不端的人就会争相钻营。魏徵回答太宗曰:“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作用。”其意为:若用好人,即使其能力不够,也不会成为地方大害。若用品行不好的人,再假设其能干,则为害更多。乱世时重才不重德,太平时必须德才兼备,才能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唐太宗特别重视官员必须德才兼备的原因。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当时,房玄龄留守京城长安。恰巧有人从京城来翠微宫,太宗问他说,房玄龄听到李纬出任户部尚书,有什么反应?来人回答说,房玄龄只是说,李纬的大胡子长得好,再没有其他的话了。太宗因此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唐太宗这些用人故事、用人道理,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

贤才代代有,就怕你不知。

贞观年间,为何唐太宗身边会汇集如此之多的经天纬地之人才,除了唐太宗的会识人,能容人,善用人,从容大度以外,就是用人的“慎择”,决不允许滥竽充数。正是唐太宗千古第一的干部政策,使唐朝从初建时的百废待兴,迅速呈现“贞观之治”;而蓬勃的“贞观之治”又成就了中华第一朝---煌煌大唐王朝。

大凡古代杰出的政治家都深谙用人之道。再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

威尼斯网站,一千多年过去了,中华大地经历过数次四分五裂,但对煌煌大唐王朝的想往与渴望,却深植於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精神中。魂牵贞观之治,梦萦煌煌大唐!

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而尤擅用人。班固《汉书·倪宽传赞》评价他“汉之得人,於斯为盛”。

汉高祖刘邦在战胜项羽平定天下后,在与群臣讨论汉朝开国的根本经验时,曾经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刘邦还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由皇帝颁发的《求贤诏》。《求贤诏》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切中要害地讲明了“得人才者得天下”的根本道理。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继承者和弘扬者。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但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公道正派、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而且十分注重借鉴我国古代丰富的用人智慧。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作者系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原组长 李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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