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019-10-01 08:32 来源:未知

梁启超在1925年5月4日《晨报副刊》五四运动纪念号发表的《学生的政治运动》一文中说:五四这个名词,不惟一般社会渐渐忘记,只怕学生界本身对于他的感情也日淡一日了。

"五四运动"犹如一声信号,把沉睡着的不清不醒的青年都惊醒了,起来擦着眼睛对自己审察一番。审察的结果,知道自己甸蔽得太深了,畏缩得太甚了,了解得太少了,历练得太浅了……虽然自己批判的字眼不常见于当时的刊物,不常用在大家的口头,但确然有一种自己批判的精神在青年的心胸间流荡着。革新自己吧,振作自己吧,长育自己吧,锻炼自己吧……差不多成为彼此默喻只不过没有喊出来的口号。而"觉悟"这个词儿,也就成为最繁用的了。刊物是心与心的航线。当时一般青年感觉心里空虚,需要运载一些东西来容纳进去,于是读刊物;同时又感觉心里饱胀,仿佛有许多意思许多事情要向人家诉说,于是办刊物。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刊物就像春草一般萌生;名称里大概有一个"新"字,也可见一时人心的趋向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渐渐成为当时流行的观念。对于学术思想,对于风俗习惯,对于政治制度,都要把它们检验一下,重行排列它们的等第;而检验者就是觉悟青年的心。这好像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事,其实不然。一切既已排定了等第,人们就觉得再没什么可疑的,哪是甲等,哪是乙等,一直信奉下去,那倒是非常普通的事。若问甲等的是否真该甲等,乙等的是否非乙等不可,这常在人心经过了一阵震荡之后。明明是向来宝贵的东西,何以按诸实际,竟一点儿也不见稀奇?明明是相传有某种价值的东西,何以生活里撞见了它,竟成为不兑现的支票?疑问越多,震荡越厉害;枝枝节节地讨究太不痛快了,索性完全推翻,把一切重行检验一下吧。这才使既定的等第变更一番。而思想上的这种动态,通常就称为"解放"。被重新估定而贬损了价值的,要算往常号称"国粹"的纲常礼教了。大家恍然想,那是蛮性的遗留,无形的桎梏,可以范铸成一个奴隶,一个顺民,一个庸庸碌碌之辈,却根本妨碍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向是让那些东西包围着,犹如鱼在水里,不知道水以外还有什么天地。现在,既已发见了"人"这个东西,赶快把妨碍作"人"的丢开了吧!连带地,常常被用来作为拥护纲常礼教的工具的那些学问,那些书本,也降到了很低的等第。崇圣卫道的老先生们翘起了胡须只是叹气,嘴里嘀咕着"洪水猛兽"等等古典的骂人话,但奈何不得青年们要求解放的精神。西洋的学术思想一时成为新的嗜尚。在西洋,疯狂的大战新近停止,人心还在动荡之中,对于本土的思想既然发生了疑问,便换换口味来探究东方思想。而在我们这个国土里,也正不满意本土的思想,也正要换点儿新鲜的口味,那当然光顾到西洋思想了。至于西洋的学术,与其说是西洋的、不如说是世界的更见得妥当;因为它那种逻辑的组织,协同的钻研,是应用科目来区分而不是应用洲别国别来区分的。天文字该说是哪一洲哪一国的呢?人类学又该说是哪一洲哪一国的呢?谁有包孕极繁富,组织欠精密,特别看重师承传授的我国的学问,才加上国名而有"中国学"的名称。称为"中国学",就是表示这一大堆的学术材料尚未加以整理,尚未归入天文学人类学等等世界的学术里头去的意思。待整理过后,该归入天文学的归入天文学了,该归入人类学的归入人类学了,逐一归清,"中国学"不就等于零么?现在一般青年嗜好西洋学术,可以说是要观大全而不喜欢一偏,要寻系统而不细求枝节。他们想,"中国学"的研讨与整理,自有一班国学专家在。从刊物上,从谈论间,从书铺的流水帐上,都可以看出哲学尤其风行。随着"人"的发见,这是当然的现象。一切根本的根本若不究诘一下,重新估定的评价能保没有虚妄么?万一有虚妄,立足点就此消失;这样的人生岂是觉悟的青年所能堪的?哲学,哲学,他们要你作照彻玄秘,启示究竟的明灯!西洋文学也渐渐风行起来。大家购求原本或英文译本来读;也有人用差不多打定了根基的语体文从事翻译,给没有能力读外国文的人读。读文学侧重在思想方面的居多,专作文学研究的比较少。因此,近代的东西特别受欢迎,较古的东西便少有人过问。近代文学里的近代意味与异域情调;满足了青年的求知与嗜新两种欲望。在政治方面,那么民治王义,所谓"德谟克拉西",几乎是一致的理想。名目是民国,但实际政治所表现的,不是君师主义,便是宰割主义;从最高的所谓全国中枢以至类乎割据的地方政府,没有不是轮替采用这两种主义,来涂饰外表,榨取实利的。而民治主义所标榜,是权利的平等,是意志的自由;这个"民"字,从理论上讲,又当然包容所有的人在内:这样一种公平正大的主义,在久已厌恶不良政治的人看来,真是值得梦寐求之的东西。各派的社会主义也像佳境胜区一样,引起许多青年幽讨的兴趣。但不过是流连瞻仰而已,并没有凭行动来创造一种新境界的野心,争辩冲突的事情也就难得发生。相反两派的主张往往发表在一种刊物上,信念不同的两个人也会是很好的朋友,绝对不闹一次架。取一个题目而集会结社的很多,大概不出"共同研究"的范围。其中也有关于行动的,那就是半工半读的同志组合。"劳动"两个字,这时候具有神圣的意义。自己动手洗一件衣服,或者煮一锅饭,好像做了圣贤工夫那样愉快,因为曾经用自己的力量劳动了。从此类推,举起锄头耕一块地,提一桶水泥修建房屋,也是青年乐为的事;只因环境上不方便,真这样做的非常少。尊重体力劳动,自己处理一切生活,这近于托尔斯泰一派的思想。同时,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也被收受,作为立身处世的准绳。悲悯与宽容是一副眼镜的两片玻璃,具有这样圣者风度的青年,也不是难得遇见的。以上所说的一切,被包在一个共名之内,叫做"新思潮"。统称这种新思潮的体和用,叫做"新文化运动"。"潮"的起点,"运动"的中心,是北京;冲荡开来,散布开来,中部的成都、长沙、上海,南部的广卅,也呈显浩荡的壮观,表现活跃的力量。各地青年都往都市里跑,即使有顽强的阻力,也不惜忍受最大的牺牲,务必达到万流归海的目的。他们要在"潮"里头沐浴,要在"运动"中作亲身参加的一员。他们前面透露一道光明;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只要向前走去,接近那光明的时期决不远。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样认识了自己的使命,昂藏地向光明走去的人,似乎历史上不曾有过。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出现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人发展。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中国知识界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中国知识界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西方社会的所谓公理、正义产生质疑,怀疑乃至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转而向往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当时,被人们当做新思潮来介绍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很庞杂的,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还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探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撰写文章、编辑刊物、翻译著述、组织社团等多种形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并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1918年7月1日,他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分析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同年1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热烈地赞颂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预言十月革命所掀起的革命浪潮是不可阻挡的。1919年5月,李大钊在他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一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之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初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革命和中国思想史上的若干问题。 陈独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他主编的《青年》杂志、《每周评论》,积极倡导新文化。1919年2月,陈独秀在《宣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之后,他又发表《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等文章,批驳伯恩斯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毛泽东也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他在1919年7月主编《湘江评论》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改造中国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号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人民起而仿效俄国,组成一个大联合。毛泽东还在长沙创办和组织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宣传起了重要作用。蔡和森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也表现得很出色。在1920年初到法国的几个月内,就猛看猛译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并着手编写阐述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正在日本留学的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等著作,寄回国内出版,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在因从事爱国斗争被捕入狱期间,向同被监禁的进步青年连续讲解马克思主义并介绍了马克思传记。他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留学生中进行宣传。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恽代英、瞿秋白、陈望道、邓中夏、张太雷、赵世炎、向警予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期间,传播新思想的进步报刊大量出版,许多早期宣传新文化的报刊这时也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主要内容。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间,全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400多种。《新青年》杂志已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每周评论》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段落,并在编者按语中强调阶级斗争和劳工联合的思想。《国民》杂志译载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建设》、《东方杂志》、天津《觉悟》等报刊,用很多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1920年3月4月间,《上海生活》和《东方杂志》先后发表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立即在中国的文化、工、商等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热烈欢迎。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1920年8月,上海出版《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全文。不久,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相继翻译出版。在这前后,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序言》、《资本论自叙》、《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反杜林论》第三编中的一部分)等。还有列宁的《民族自决》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过渡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建设中的苏维埃》(即《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节译)、《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即《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节译)等。此外,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陆续翻译出版,如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阶级斗争》,马尔西的《资本论人门》、《马克思经济学说》,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逐渐成为新闻媒体乃至社会公认的新思潮。 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团体在全国各地也纷纷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提出推翻军阀、官僚政府的主张,掀起了改造社会的热潮,对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在上海,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等。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于1919年9月组织了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讨论研究新思潮,积极领导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湖南,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联合教育、新闻等各界人士发起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销售大量马克思主义书报。在山东,1920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五四运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多达400个。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分别举行了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参加者为学界代表和工界代表。这次纪念活动不仅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成为有广泛阶层参加的活动,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最初尝试,它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中国革命早期的骨干和先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也由此奠立。

事实也正是这样的。从1920年至1926年的七年间,《晨报副刊》每年的五四纪念日或发表纪念专号,或发表多篇纪念文章,虽说褒贬不一,但都在营造纪念的氛围。到了1927年5月4日五四八周年,《晨报副刊》就只发了主编瞿菊农的一篇短文《谈自由》,作为五四运动的一番纪念。而所谓的纪念,也只是批评学生运动,要学生正确理解自由的含义,不要救国适以害国,更不要放纵的侵犯他人的自由。由于人们的淡忘和民国政府的压制,1930年代五四运动一度成了北大纪念日,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圣陶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就显特别可贵,这一章专谈五四运动,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九号,出版时间为1928年9月20日。经历了五四落潮和1927年的大变动,叶圣陶这么真诚、全面、完整地解读五四,着实凸显出了他对社会舆论的不屈不从,视野宏阔,见识高远。80多年过去了,叶圣陶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今天读来依然感到格外亲切。

五四运动犹如一声信号,把沉睡着的不清不醒的青年都惊醒了,起来擦着眼睛对自己审察一番。审察的结果,知道自己锢蔽得太深了,畏缩得太甚了,了解得太少了,历练得太浅了……虽然自己批判的字眼不常见于当时的刊物,不常用在大家的口头,但确然有一种自己批判的精神在青年的心胸间流荡着。革新自己吧,振作自己吧,长育自己吧,锻炼自己吧……差不多成为彼此默喻只不过没有喊出来的口号。而觉悟这个词儿,也就成为最繁用的了。

刊物是心与心的航线。当时一般青年感觉心里空虚,需要运载一些东西来容纳进去,于是读刊物;同时又感觉心里饱胀,仿佛有许多意思许多事情要向人家诉说,于是办刊物。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刊物就像春草一般萌生;名称里大概有一个新字,也可见一时人心的趋向了。

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渐渐成为当时流行的观念。对于学术思想,对于风俗习惯,对于政治制度,都要把它们检验一下,重行排列它们的等第;而检验者就是觉悟青年的心。这好像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事,其实不然。一切既已排定了等第,人们就觉得再没什么可疑的,哪是甲等,哪是乙等,一直信奉下去,那倒是非常普通的事。若问甲等的是否真该甲等,乙等的是否非乙等不可,这常在人心经过了一阵震荡之后。明明是向来宝贵的东西,何以按诸实际,竟一点儿也不见稀奇?明明是相传有某种价值的东西,何以生活里撞见了它,竟成为不兑现的支票?疑问越多,震荡越厉害;枝枝节节地讨究太不痛快了,索性完全推翻,把一切重行检验一下吧。这才使既定的等第变更一番。而思想上的这种动态,通常就称为解放。

被重新估定而贬损了价值的,要算往常号称国粹的纲常礼教了。大家恍然想,那是蛮性的遗留,无形的桎梏,可以范铸成一个奴隶,一个顺民,一个庸庸碌碌之辈,却根本妨碍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向是让那些东西包围着,犹如鱼在水里,不知道水以外还有什么天地。现在,既已发见了人这个东西,赶快把妨碍作人的丢开了吧!连带地,常常被用来作为拥护纲常礼教的工具的那些学问,那些书本,也降到了很低的等第。崇圣卫道的老先生们翘起了胡须只是叹气,嘴里嘀咕着洪水猛兽等等古典的骂人话,但奈何不得青年们要求解放的精神。

西洋的学术思想一时成为新的嗜尚。在西洋,疯狂的大战新近停止,人心还在动荡之中,对于本土的思想既然发生了疑问,便换换口味来探究东方思想。而在我们这个国土里,也正不满意本土的思想,也正要换点儿新鲜的口味,那当然光顾到西洋思想了。至于西洋的学术,与其说是西洋的,不如说是世界的更见得妥当;因为它那种逻辑的组织,协同的钻研,是应用科目来区分而不是应用洲别国别来区分的。天文学该说是哪一洲哪一国的呢?人类学又该说是哪一洲哪一国的呢?唯有包孕极繁富,组织欠精密,特别看重师承传授的我国的学问,才加上国名而有中国学的名称。称为中国学,就是表示这一大堆的学术材料尚未加以整理,尚未归入天文学人类学等等世界的学术里头去的意思。待整理过后,该归入天文学的归入天文学了,该归入人类学的归入人类学了,逐一归清,中国学不就等于零么?现在一般青年嗜好西洋学术,可以说是要观大全而不喜欢一偏,要寻系统而不细求枝节。他们想,中国学的研讨与整理,自有一班国掌专家在。

从刊物上,从谈论间,从书铺的流水帐上,都可以看出哲学尤其风行。随着人的发见,这是当然的现象。一切根本的根本若不究诘一下,重新估定的评价能保没有虚妄么?万一有虚妄,立足点就此消失;这样的人生岂是觉悟的青年所能堪的?哲学,哲学,他们要你作照彻玄秘,启示究竟的明灯!

西洋文学也渐渐风行起来。大家购求原本或英文译本来读;也有人用差不多打定了根基的语体文从事翻译,给没有能力读外国文的人读。读文学侧重在思想方面的居多,专作文学研究的比较少。因此,近代的东西特别受欢迎,较古的东西便少有人过问。近代文学里的近代意味与异域情调,满足了青年的求知与嗜新两种欲望。

在政治方面,那么民治主义,所谓德谟克拉西,几乎是一致的理想。名目是民国,但实际政治所表现的,不是君师主义,便是宰割主义;从最高的所谓全国中枢以至类乎割据的地方政府,没有不是轮替采用这两种主义,来涂饰外表,榨取实利的。而民治主义所标榜,是权利的平等,是意志的自由;这个民字,从理论上讲,又当然包容所有的人在内:这样一种公平正大的主义,在久已厌恶不良政治的人看来,真是值得梦寐求之的东西。

各派的社会主义也像佳境胜区一样,引起许多青年幽讨的兴趣。但不过是流连瞻仰而已,并没有凭行动来创造一种新境界的野心,争辩冲突的事情也就难得发生。相反两派的主张往往发表在一种刊物上,信念不同的两个人也会是很好的朋友,绝对不闹一次架。

取一个题目而集会结社的很多,大概不出共同研究的范围。其中也有关于行动的,那就是半工半读的同志组合。劳动两个字,这时候具有神圣的意义。自己动手洗一件衣服,或者煮一锅饭,好像做了圣贤工夫那样愉快,因为曾经用自己的力量劳动了。从此类推,举起锄头耕一块地,提一桶水泥修建房屋,也是青年乐为的事;只因环境上不方便,真这样做的非常少。

尊重体力劳动,自己处理一切生活,这近于托尔斯泰一派的思想。同时,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也被收受,作为立身处世的准绳。悲悯与宽容是一副眼镜的两片玻璃,具有这样圣者风度的青年,也不是难得遇见的。

以上所说的一切,被包在一个共名之内,叫做新思潮。统称这种新思潮的体和用,叫做新文化运动。潮的起点,运动的中心,是北京;冲荡开来,散布开来,中部的成都、长沙、上海,南部的广州,也呈显浩荡的壮观,表现活跃的力量。各地青年都往都市里跑,即使有顽强的阻力,也不惜忍受最大的牺牲,务必达到万流归海的目的。他们要在潮里头沐浴,要在运动中作亲身参加的一员。

他们前面透露一道光明;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只要向前走去,接近那光明的时期决不远。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样认识了自己的使命,昂藏地向光明走去的人,似乎历史上不曾有过。

(本文摘自叶圣陶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九号,1928年9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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