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名言威尼斯网站:,孙中山逝世前后

2019-09-04 15:04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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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权力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中角逐,因为孙中山生前认定他的同乡广东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孙中山一边与当时的背叛和种种欺骗行为进行斗争,一边继续带头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和对他人的纯朴的信任,其他人似乎并不急于仿效他,在他58岁及随后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再次将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实现上。
  每个人都知道孙的革命意味着推翻清朝统治,取消不平等条约,保障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但这些雄心抱负是模糊不清的。
  少数完全坚持自己思想观念的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这些共产党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并且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在力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导。但是什么是国民党自己要做的呢?什么是国民党自己所确切主张和坚持的呢?
  孙博士的三项原则——三民主义——已得到表述,但却未得到解释。他目前正试图通过持续数月的每周一次的系列演说来弥补这个不足。
  孙逸仙曾被批评为一个空洞贫乏的理想主义者,但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公正。
  由于中国语言的特点,使三项原则本身的确切含义显得含糊不清。
  第一项原则——通常被解释为民族主义,在中文里其字面含义是种族,而更广泛的含义则是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第二项原则通常被称为民主主义,它有着两个类似于第一项原则的中国汉字:民权,意思是人民的权利;至于第三项原则“民生”,它有时被描述成社会福利或社会主义,并且孙博士本人就曾论述说它并不比共产主义逊色,但民生的字面含义无疑更接近其原来的精神。
  孙博士试图吸收包括象卢梭、杰佛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外来的政治思想,使之适应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条件。尽管孙逸仙所做的关于三顶原则的十四次演说只是偶尔才显示出朴实真切,而且无法与体现政治哲学家才智的最伟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为凝聚中国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孙博士对中国和西方制度进行的最有独创性的结合是政权结构的新形式,即五权分立的政府,其五个分支机构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虽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经选举而产生的委员会(中文称“院”),但是,人民主要是通过运用以下四项“权力”来实现其主权的:投票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一个严重的不足是孙博士没有制定任何细节来详细阐明人们怎样使用上述四种权力。
  在当时混乱和野蛮行径充斥的情况下,孙博士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对孙博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规划他那遥遥无望的三民主义乌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他所发起的这场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族复兴大纲”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蒋则把这一大纲称为“国民革命基本宪章”,并在孙中山去世后援引该宪章作为其屠杀共产主义者的根据。
  尽管勉强存在同军阀及其雇佣军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孙仍主要寄希望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曾拒绝在军校工作以表现他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然而,一旦他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很明显,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是他获取大权的一个台阶。
  在当时,蒋的资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点使他还不能进入更高的国民党政治决策机构,不论人们是征求他的意见还是仅仅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主张都不可能被当作命令来执行,但作为被任命来训练未来的国家军队的人,他的影响则在逐步扩大,他至少已开始组建一支军队,使之听命于实际存在的中央权威,而不是满足某个军阀的强权和贪婪。
  很难说那时候蒋就考虑在短期内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因为孙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岁,相对而言还是年轻的。
  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的军校开学典礼上,孙博士以简单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词句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目标:
  我们共和国的基础几乎没有存在过。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党的斗争而非依靠革命军队而开展和坚持的,由于缺乏一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革命一直由军阀和官僚操纵。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的革命是决不会取得成功的。
  从现在起,我们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所军校是革命军队的基础,而革命军队是以诸位同学为核心的。
  蒋每日凌晨5时起床,清理卧室后便开始巡察,严厉地叫醒仍在蒙头大睡的人。首期500名军校学员是从3000名申请者中通过公开考试入选的,他们在军校正式开学五、六个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录取了。
  军校资金缺乏,教员素质参差不齐,蒋的俄国朋友加伦将军领导着这支苏维埃式的学员队伍,并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即以托洛茨基的红军为模式训练军队,使之能在正式操练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现代战争的技能——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学员们肯定都被相互对立的学说弄糊涂了。共产党人在给学员讲课时带来的是热情和苏维埃式的作风,国民党则有很多人忙于宣传孙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国民党这一边,已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不统一的迹象。
  军校的政治委员廖仲恺代表了左派,他们热心于同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的合作。国民党宣传部长汪精卫是中间派人物,他最先组建国民党,支持与俄国人联系,是因为孙博士倡导这样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汉民则公开反对这样做。
  蒋介石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使其同事们颇感困惑。
  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满腔热情地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他从俄国回来后改变想法这一事实几乎无人知晓。
  孙逸仙忽视了蒋的具有相反意见的赴俄考察报告,廖仲恺也未重视他的来信。这时,他还未决定公开反对共产党人,他仍然亲近地同俄国人共事,特别是加伦将军。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左派阵线中的一员。
  军校的资金很缺乏。因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穷。
  当时,云南和广西的两支军阀部队占领着广东,他们被认为是“友好的”,因为他们曾帮助孙打败了陈炯明。事实上,这两支军队的司令杨和刘对革命并无特别兴趣,只想饱肥私囊。
  与其它地方的大军阀和土匪一样,他们也非法强征税款,而且从富裕的地方商人那里敲榨勒索。孙的税收法和实施权力是有限的。杨和刘对黄埔军校持敌视态度,因为这所学校正在训练一批似乎要给这些军阀制造麻烦的军官,所以,他们继续为自己大肆进行掠夺。
  孙仍不能得到海关税的收入。北京政权拥有获得在付完庚子赔款后的海关剩余收入的权利,而这是被与此利益相关的各国列强们所承认的。1923年春天,孙博士曾要求允许他的政府获得广东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拒绝了孙的请求。
  同年11月,孙公开宣称他将通过武力夺取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们在英国的煽动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强大的国际联合海军舰队开赴广东,孙博士义愤填膺,他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列强们不帮助他,他将转而求助于苏俄。
  当英国工党政府于1924年1月上台执政时,孙的希望上升了,并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贺电给拉姆齐、麦克唐纳,但麦克唐纳没有承认国民党。当时国民党正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不久,列宁去世的消息传到广东,国民党发出了一份电报。不久,收到了契切林的热情谢电,不过,从心理角度上讲,这种气氛并不可能更有利于与莫斯科合作。
  广州的商人以特别的厌恶眼光来看待孙的“中央政府”,这不仅是由于孙的权力机构尚未成定局,更重要的是由于孙的政府正在和国内外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者进行联合。商人们于1924年5月威胁说:如果向我们征税,我们就罢市。
  几星期后,使人不安的报告送到了孙那里:商人们正在武装一支9000人的私人军队以反抗孙的政府,一艘载有9000支来福枪的挪威船只不久将驶进广州港。这一新的挑战打断了孙的演讲计划,怎么办?他所信任的大部分军官正忙于他事,这使得孙转而起用蒋介石。
  接下来发生的这场危机颇有喜剧色彩。蒋毫不妥协地派他的全副武装的军校学生登上挪威船只,将来福枪转运到军校。
  商人们继而进行罢市,蒋则通过宣布实行戒严法来进行反击。
  此时,北京发生的混乱事件象磁铁一样吸引着孙的注意力,他准备开始发动拖延已久的北伐。但孙缺乏资金,而商人们却有很多钱。
  这时,背信弃义的杨(“友好的”云南军队的首领)夸下海口:如果将来福枪还给商人们,他将负责从他们那儿征收100万元(中国银元)的罚金。
  这不是那种蒋介石感兴趣的建议,蒋坚决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不要相信这些商人。
  这时英国驻广东总领事也插手了这件事,看来,如果激怒商人,英国皇家海军有可能炮击中国军队。
  孙怀着不安的心情于9月9日写信给蒋:“广东现在是死亡之地,英国可以用舰队炮火将我们的司令部化为灰烬,‘永丰’号军舰和黄埔军校在炮火下也同样不能幸免,”
  在东江,陈炯明发动了新的进攻,云南和广西的军队也是不顺从的和贪婪的。
  孙中山在给蒋的信中继续写道:“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去寻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北进行征罚性的讨伐。我们必须沿着我们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去战斗。用战场作为我们的训练学校,这将产生惊人的收获。我党同志决不应犹豫不前。”
  战斗——甚至用北伐的形式——这并非蒋的爱好。当孙将其指挥部和部分忠于他的军队调集到惠州并委托胡汉民为名义上的军事指挥官时,蒋静静地呆在黄埔进行对抗。
  孙要求蒋前往惠州增援,蒋则通过电报不停地质问孙为什么。10月9日,孙回电给蒋,命蒋离开黄埔前来惠州参加行动。
  “立即行动”,孙敦促蒋,“我决不再返回去依靠广州。请速决定,不要再犹豫了。”
  然而,蒋仍坚持自己的立场。蒋回答说:“我已决心保卫这个孤岛。直至牺牲,现在我正等你率领军队早日返回解救我们。”
  他提出将武器交给许崇智,以便妥善保管。
  与此同时,商人们一直在讨价还价,并获得了一些成功。
  在杨的劝说下,孙同意把罚金减少一半,后来又降至20万元。
  在准确地估计了形势之后,他们说服胡汉民接受20万元,但不是罚金而是借款。
  接着,孙同意并命令蒋把武器交给商人,蒋痛苦和忧虑地执行了孙的命令。
  孙的电报,蒋的回电,孙的命令,蒋的执行,这些事都集中发生在10月9日这一天。第二天是双十节——辛亥革命日,商人武装将他们崭新的来福枪枪口对准了忠于政府的部队并开枪打死了数人,最后,孙断定蒋是正确的。
  10月13日,孙任命蒋为粤军司令部训练部部长。惠州的增援来了,蒋率领部队投入了战斗,经过两天的巷战,商团的武装暴动被平息了。10月17日,罢市被迫停止,秩序得到了恢复。
  北伐的情况如何呢?可以说甚至连那些最热心的倡导者们也灰心丧气了,常言道:“天无二日”。然而,在1924年的中国却有两个政权,每个政权都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但获得国际承认的却不是广州政权。事实上,这两个政权都不能对无法无天的军阀们强加任何超出礼仪形式的权威,这些督军或军事长官不断掠夺这个国家的财富并依靠武力而生存。
  当时,中国北方的形势同南方一样混乱。三个主要人物支配着北方的权力斗争,他们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控制了北京及其周围的省份。张是东北军阀,他的头衔是“东北各省总司令”。冯那时是吴的部属,已成为西北军阀,他们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吴是有学问的将军,是一名十足的军官,他那长长的脸上刻着一条伤痕,并长着一小撮胡子。张那冷酷的胖脸上突出地留着一撮胡子,日俄战争时他是一个土匪并受雇于日本人;后来作为一名中国正规军的军官,他升为东北某省的军事统帅。
  形象最生动的是冯。他心宽体胖,脸庞宽大,身材魁伟,以“基督将军”而闻名于世,后来许多人送给他一个更好的名字:“倒戈将军”。他曾让自己的部队用水管洗身进行洗礼,以显示他的基督徒身份。作为北京周围各省有影响的头头,吴曾于1923年10月5日通过国会投票选举来安排共和国总统这一宝座。当时,513个国会议员中仅有33人投孙逸仙的票,480名投票赞成吴的议员每人都收到了5000元大洋的贿赂。
  吴试图压服孙博士,冯听从吴的指挥。而东北的张则主要担忧横贯他的地盘的中东铁路,俄国人正在全力打国民党这张牌,但俄国人也不和北京方面闹翻。1924年5月31日,双方达成协议,中东铁路由双方共同管理。当张表示反对时,俄国人告诉他,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将使用武力。这样,张于9月20日与他们签署了上一项单独协定。
  两天之前,永远乐观的孙中山博士在广州宣布北伐开始,但他的这次北伐努力为广州的商团叛乱所挫败。北方这时仍在混战,吴佩孚与冯玉祥组成了对付张作霖的联盟。
  10月中旬,冯王祥突然背叛了吴佩孚,他命令自己的部队掉转头来向北京进军。10月25日,冯王祥的部队占领了北京,吴佩孚被赶出北京。在冯玉祥的帮助下,张作霖又弄到了几个头衔。此外,冯玉祥还将自己的一个傀儡扶上了总统的宝座。
  为什么冯玉祥会背叛吴佩孚呢?詹姆斯·E·谢里登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以历史学家的手法再现了冯玉祥的一生,他认为冯玉祥既不满意自己所得的报酬,也不满意自己在与吴佩孚的联盟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谢里登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因素,日本人也曾用金钱来诱使冯玉祥背叛吴佩孚,因为北京的政局变化符合他们的利益。
  由于北方发生了这些变化,孙中山认为现在又有机会来实现他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了。这时,刚刚背叛了吴佩孚的冯玉祥向孙中山发出了去北京的邀请。孙博士是否应该接受邀请呢?在孙中山接到邀请时,他所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他的观点早已广为人知,而北方军阀根本就不接受这些观点。
  这些军阀最不能接受的一条就是:他们应该下台,接受制宪政府的领导。此外,北方的亲日势力十分强大。因此,等待孙中山的既有争吵,又有危险。
  于是,孙博士将他的追随者召集到广州开会,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些人都想说服孙中山不要北上,但他为了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仍决定去北京,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启程前往北京。11月13日,孙中山乘坐的船只经过黄埔,当晚他在黄埔军校过夜。他对蒋介石说:“我就要去北京了,是否能活着回来还很难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去那里进行斗争。看了黄埔军校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我感到它能完成我的革命任务。
  这样,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在孙中山启程北上之前,鲍罗廷曾邀请他去莫斯科访问。
  孙中山就这件事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对此事的评价不高,他认为,与俄国人的合作是中国争取自由和独立所必须迈出的一步,但共产党总是抓住一些事情大作文章。如果孙中山去访问莫斯科,那么俄国人肯定会就此事散布一些有害的谣言。孙中山静静地听着,不加评论。
  孙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剧恶化,终于在天津卧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挣扎着离开了病床。他到达北京后又碰到了挫折,亲日派根本就没有象孙中山所希望的那样拒绝签署那些不平等条约,他们已经与列强交换了对那些条约的外交承认。
  由于伤心失望加上癌细胞已扩散到他身体的要害器官,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于经历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认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这个称号既得到了国民党的承认,也得到了共产党的承认。
  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一方面,人们认为他大年轻了,他当时还不到40岁;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搞党务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党员)。
  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则是真正有实力的竞争者——孙中山对他们三人几乎都给予了同样的信任,此外,他们三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都是广东人,这一条是蒋介石所欠缺的。人们都知道孙博士对他的广东同志较为偏心,他与大多数广东人一样,认为自己的同乡比其他省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孙中山的背后议论说他不能摆脱“老乡观念”。
  汪精卫后来由于在1937年——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与日本人合作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他在日本人手下担任傀儡政府主席的职务,从此,他被冠以“汉奸”、“傀儡”之类的称呼。
  但在20年代,汪精卫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试图刺杀清王朝的摄政王并因此而受到监禁,革命发生后他才重获自由,从此,他身上就笼罩着某种神圣的光环。在三个竞争者中,他是唯一一个陪孙博士北上的人。在孙中山弥留之际,由汪精卫负责起草了他的政治遗嘱,该遗嘱经孙中山修改后,于1925年2月20日被抄录下来。由于汪精卫后来背叛祖国,有些国民党人又试图对这份遗嘱提出疑问,但这份遗嘱只不过表达了孙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随者要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一愿望,它并没提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怀疑汪精卫伪造了这份文件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在中国,年纪大的人比年轻人更受尊敬。汪精卫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三个竞争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强烈支持与俄国人进行合作。因此,人们认为他是个左派,但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则。
  廖仲恺则是一个更富有献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国民党人怀疑他是一个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尽管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证据),他曾受孙中山的派遣,到日本与苏联代表越飞就国民党与苏联合作一事进行过长达一个月的会谈。
  第三个竞争者胡汉民是一个保守派。他对俄国人抱有很深的疑虑。胡汉民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因为他过去一直都在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编辑出版一份报纸并因此而闻名全国。胡汉民是一个学者,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
  汪精卫也偶尔干过这工作。比起另外两个竞争者来,胡汉民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孙中山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
  当时的竞争局面就是这样的。但蒋介石这匹黑马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当时还发生了两起流血事件,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当外国人得罪了中国人时,国民党总是能从中获益。这一次俄国人也成了受益者,因为这一次他们没有与帝国主义列强同流合污。
  英国人把这两次发生的事称为“事件”,而中国人则称之为“渗案”,这牵涉到谁是受害者的问题。
  第一件是“5月30日事件”(或者说是中国历史学家所称的“五卅惨案”),英国军官指挥各国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很多人。鲍罗廷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说:“我们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这是别人送上门来的礼物”。
  第二件是“沙基惨案”(或者说“沙基事件”)。6月23日,一艘要停泊在广州英国租界旁边的法国炮舰向正在就“五卅惨案”举行示威的群众开炮,英国人则用机枪进行扫射,造成了很多入的伤亡。而大约在10天前,也就是6月12日,蒋介石刚刚从云南和广西军阀手中夺回了广州,粉碎了这两个地方的军阀企图利用孙中山的逝世而夺权的计划。
  当时的广州明显地笼罩着一种对外国人既恨又怕的气氛,其中又混杂着一些胜利的喜悦情绪,因为这时国民党正要进行重新改组,它所控制的地盘也有所扩大。国民党的大元帅府也改称为“同民政府”,这样听起来就显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于国民党的军队现在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7月1日,国民党选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和一个八人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上了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在大多数人看来,汪精卫这时明显地被推上了孙中山的继承人的位置。
  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后的北伐计划,该计划要求把国民革命军分为七个军,并建立兵工厂和重工业。根据这个计划,广东政府每年四千万银元的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将被用于军事预算。
  尽管汪精卫偏向左派,但他同时也为国民党右派所接受。
  正因为他是左右两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竞争中压倒了胡汉民和廖仲恺而夺得主席的宝座,尽管他比他们两人都年轻,胡汉民为左派所憎恶,而廖仲恺则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过,这两人也都当选国民政府的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蒋介石也当选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清王朝被推翻后,谋杀和背叛在中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1925年8月25日,廖仲恺被人暗杀,毫无疑问,暗杀是右派分子策划的。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杀的策划者之一,此事令胡汉民十分难堪。
  鲍罗廷认为胡汉民与此事也有牵连,由于胡毅生已经逃跑,因此,鲍罗廷要求惩罚胡汉民,但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不相信这一指控。蒋介石还将胡汉民藏在自己的家里。不久后,胡汉民被有意派到苏联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他的一种奇怪的惩罚。由于此事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右派在党内的地位,一批右派离开广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炉灶。
  此事使得汪精卫在党内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蒋介石则紧随其后。但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军事部长许崇智当时是蒋介石的上级,尽管他不是一个积极的竞争者,但他的存在对蒋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为一个障碍,在廖仲恺被暗杀后,国民党成立了一个处理军政事务的特别委员会,许、汪、蒋三人是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三巨头”。
  接下来的是进一步的勾心斗角。人们后来发现,许崇智与被击败的客家人陈炯明将军保持着秘密接触,而且,他手下的军官也与廖仲恺一案有牵连。
  9月20日,蒋介石率领他手下的黄埔军校学员突然解除了许崇智部队的武装,而这些部队后来被并入蒋介石的第一军。
  第二天,许崇智被解除了军事部长的职务,并被剥夺了对粤军的指挥权。他还被从广州驱逐到上海。现在,竞争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对手只剩下蒋、汪两人了。
  被击败但尚未完蛋的陈炯明对国民党来说,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从1925年初就一直在制造麻烦,现在他又重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觉得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拔掉陈炯明这根刺。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革命军的五个军于1925年10月6日开始东征。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向广州发去了报捷的电报:
  “今天,我们长驱600里已抵达惠州。普通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的涌来争睹我军的风采,并给我军送吃送喝。”惠州是陈炯明叛军的总部,该城被攻下后,陈炯明逃到香港避难,从此以后,他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在蒋介石写给当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蒋抱怨各师团中党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他还抱怨军官们的粗野行为(最不象话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班长将臭袜子塞入一个士兵的嘴里)。他写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如果我们不开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么,所有那些关于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标语就只不过是一些空话,”遗憾的是,那位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总理的回信没有保留下来。
  在战场上取胜的蒋介石现在又面对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战。那些心怀不满的国民党右派,为了取得戏剧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枢前开了个会议。他们一共只有十个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发表一个口气很大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将所有的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驱逐鲍罗廷等俄国顾问,全面改组国民党,将国民党总部由广州迁到上海等,当时正在惠州的蒋介石听到西山会议召开的消息后,愤怒地谴责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这使他仍然维持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
  这时,另一个叫“孙文学会”的右派组织也开始在广州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尽管有这些分裂活动存在,蒋介石此时仍觉得可以积极筹划北伐,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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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名言

孙中山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同蒋介石、王柏龄合影 来源:资料图

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了工农运动中一系列的冲突。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客气了。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其博爱、慈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深深地感动了世人。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

1、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权力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中角逐,因为孙中山生前认定他的同乡广东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并肩战斗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何突然变成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内。如果详细叙述,既烦琐又不得要领。其实,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了工农运动中一系列的冲突。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客气了。

2、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

孙中山一边与当时的背叛和种种欺骗行为进行斗争,一边继续带头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和对他人的淳朴的信任。其他人似乎并不急于仿效他,在他58岁及随后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再次将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实现上。

国共“分家”是早晚的事

3、政治良否,视人与法。

每个人都知道孙的革命意味着推翻清朝统治,取消不平等条约,保障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但这些雄心抱负是模糊不清的。

国民党本来是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孙中山一直想用暗杀、暴动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和自己的军队,清朝瓦解之后,军阀势力取而代之。没有军事实力的孙中山只好把大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民国又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想依靠广东军阀战胜北洋军阀,结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终。这时,苏联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其合作。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苏联帮助下,组建国民革命军。

4、顺天意,应潮流,合人情。

少数完全坚持自己思想观念的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这些共产党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并且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在立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导。然而,什么是国民党自己要做的呢?什么是国民党自己所确切主张和坚持的呢?

在孙中山最危难的时候,蒋介石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最信任的干部。1923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安排下,孙中山派蒋介石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等4人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

5、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

孙博士的三项原则——三民主义——已得到表述,但却未得到解释。他目前正试图通过持续数月的每周一次的系列演说来弥补这个不足。

蒋介石从苏联取经回国,创建了黄埔军校,在此基础上组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体系,建立了国民党党代表制度。国民党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但是苏联之行,使蒋介石得到一个切身感受:“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这是他日后决意铲除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6、感化人最要紧的就是诚。

孙逸仙曾被批评为一个空洞贫乏的理想主义者,但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公正。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国际的路线,接受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听命于国际。这个起点对中共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指导下形成的几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7、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当有能力为千万人服务时,就要为千万人服务,当有能力为千百人服务时,就为千百人服务,只有能力为一二人服务,就尽力为一二人服务。

由于中国语言的特点,使三项原则本身的确切含义显得含混不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法租界里秘密举行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只能秘密发展。1923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中国,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确立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与中共领导人磋商,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跨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8、治国经邦,人才为急。

第一项原则——通常被解释为民族主义,在中文里其字面含义是种族,而更广泛的含义则是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第二项原则通常被称为民主主义,它有着两个类似于第一项原则的中国汉字:民权,意思是人民的权利;至于第三项原则“民生”,它有时被描述成社会福利或社会主义,并且孙博士本人就曾论述说它并不比共产主义逊色,但民生的字面含义无疑更接近其原来的精神。

有了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黄埔军校,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更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9、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孙博士试图吸收包括像卢梭、杰佛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外来的政治思想,使之适应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条件。尽管孙逸仙所做的关于三顶原则的十四次演说只是偶尔才显示出朴实真切,而且无法与体现政治哲学家才智的最伟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为凝聚中国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来,统治乡村的都是地主和乡绅。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并非所有的地主乡绅都这么乐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绅称霸乡里,无恶不作。他们侵夺穷人田产,放高利贷,压榨佃户,把持宗祠,勾结官府。

10、吾志所向,一往无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

孙博士对中国和西方制度进行的最有独创性的结合是政权结构的新形式,即五权分立的政府,其五个分支机构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虽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经选举而产生的委员会,但人民主要是通过运用以下四项“权力”来实现其主权的:投票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一个严重的不足是孙博士没有制定任何细节来详细阐明人们怎样使用上述四种权力。

当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

11、不断地奋斗,就是走上成功之路。

在当时混乱和野蛮行径充斥的情况下,孙博士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对孙博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规划他那遥遥无望的三民主义乌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他所发起的这场革命。

12、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他在1924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族复兴大纲”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13、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

蒋则把这一大纲称为“国民革命基本宪章”,并在孙中山去世后援引该宪章作为其屠杀共产主义者的根据。

14、努力向学,尉为国用。

尽管勉强存在同军阀及其雇佣军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孙仍主要寄希望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曾拒绝在军校工作以表现他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然而一旦他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很明显,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是他获取大权的一个台阶。

15、事功者一时之荣,志节者万世之业。

在当时,蒋的资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点使他还不能进入更高的国民党政治决策机构,不论人们是征求他的意见还是仅仅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主张都不可能被当做命令来执行,但作为被任命来训练未来的国家军队的人,他的影响则在逐步扩大,他至少已开始组建一支军队,使之听命于实际存在的中央权威,而不是满足某个军阀的强权和贪婪。

16、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老一辈革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孙中山对毛泽东的影响

在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他在政治方面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没有发动农民运动,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批评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约法决定论”,认为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国,必须采取暴利的革命形式,镇压反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还指出,帝国主义是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毛泽东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和总结,从历史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如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经过他的提炼和升华,成了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理论和思想。

孙中山给毛泽东的影响,不仅仅在思想方面,而且还在人格方面。毛泽东指出:“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的多次演讲,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孙中山对周恩来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时,周恩来在他的历史教员高戈吾的影响下,热烈地同情革命,他剪去了辫子,表示同清政府决裂。在1923年至1924年周恩来写的《革命救国论》中充分肯定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针对它的弱点,提出了恳切希望其“注意今后在国民运动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在广东支持和协助孙中山,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表现在:他支持孙中山平定商团叛乱;协助孙中山办好黄埔军校;争取孙中山同意,创建新型军队;支持孙中山北上等。在此期间,周恩来和孙中山有过直接的交往与合作,这一段给周恩来一生以极大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在1968年8月30日《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提出的第一人便是宋庆龄,他对首都红卫兵讲了话:“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泽东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着孙中山的像是毛泽东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周恩来坚决阻止了红卫兵到宋庆龄家里贴大字报的行为。

三、孙中山对朱德的影响

朱德在云南亲自参加辛亥革命。他在《辛亥革命杂咏》一诗中追忆了这段革命经历。诗中道:

同盟领袖是中山,清帝推翻民有权。

起义武昌全国应,扫清封建几千年。

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接武昌。

经过多时诸运动,次成一夜如开场。

朱德自辛亥革命以来,亲自经历封建军阀割地称雄、搜刮民财、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势危殆的现实,自己投身革命、振兴国家的志向,在军阀统治之下又难以实现其志。困惑之际,1922年,朱德到上海后,遂即转赴北京,与好友孙炳文见面。他俩商定再返回上海去拜见孙中山和陈独秀。

会见他们崇拜的领袖孙中山时,朱德首先对孙中山的人格和他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表示钦佩,但对他的革命策略和方法,则有些不同看法。孙中山建议朱德重回滇军,组织驻广西的滇军起来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并且答应可以先付给他十万元作为民编部队的经费,朱德婉言谢绝了。朱德对孙中山说到,他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采取这个军阀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策略,已经失去了信心。他说,实行这种策略的结果,总是革命派,军阀势力增强。朱德承认自己在这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耗去了宝贵的八年。他还告诉孙中山,他决定到外国留学去寻找救国的真理。

1956年10月11日,朱德作了《纪念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一文。文中写道:“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四、孙中山对刘少奇的影响

刘少奇在一份简历中说他“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辛亥革命爆发时刘少奇已经13岁。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距离长沙和县城都不到100华里,革命信息比较灵通;邻居周瑞仙是留学日本的同盟会员,刘少奇常去周家阅读各种新书;他的六哥参加过辛亥革命,对他的学习和革命要求一贯支持。孙中山、黄兴等民主革命的先驱成了刘少奇十分崇拜的人物。这时,他改名为“卫黄”,立志保卫炎黄子孙,表示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

1916年冬,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黄兴和护国讨袁的爱国将领蔡鄂相继病逝。噩耗传来,刘少奇悲痛得失声痛哭。湖南省各界隆重追悼黄兴、蔡鄂,刘少奇参加大会并多次到灵堂吊唁,还记诵了三○○多首挽联,表现了他对近代爱国先驱们仰慕和怀念。他决心效法黄兴、蔡鄂,立志弃文从军,毅然中止在中学还不到一年的学业,于1951年5月1日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

1951年冬,刘少奇去南方修养时,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并献了花圈,到上海又参观了中山故居。宋庆龄邀请了刘少奇和夫人到她在上海的家里作客,并亲自煮咖啡招待,感谢刘少奇去中山陵。他们谈起了孙中山先生。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

刘少奇和宋庆龄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合作共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少奇对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宋庆龄十分敬佩。给予宋庆龄很高的评价。早在五十年代,他曾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他称赞宋庆龄“在历次关键时刻,一向支持我们的党,同人民在一起。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综上所述,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历程中,孙中山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这影响是他的积极思想促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成为民主主义革命者;而他的教训、失误、局限性又促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在其思想的发展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樊笼,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在人们眼中他是个梦想家

在论述孙博士的尝试中,人们沿着一个需要谨慎行事的领域——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民族英雄的充满激情的忠诚——前行。一个局外人来议论品评如此一位尊贵的人物,中国的读者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僭越放肆之举。何况,对于斯时、斯人的研究还有待继续进行呢。

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的照片十分频繁地出现。孙中山青年时代的照片显示了他瘦弱的骨骼和洁净的衣着,似乎是自炫于人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八字胡须,他的黑发精致地向左边分开,涂着发油,向后卷起一个轻微的波浪。他的脸部肤色多少有些黧黑,但正是他的“赏心悦目的容貌”和“矮小的身材”打动了一位记者。

当孙中山1896年从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馆获得戏剧性的释放的时候,这位记者正巧在场。摄影师在孙中山40过半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所拍的照片中,孙博士的形象是:坦率的面容,友善的笑意,目光炯炯。在集体摄影中,他经常坐在前排的中心位置,挺身直立,有时穿军装,比他的大多数中国同事们略矮一些。随着年事渐长,孙中山开始发胖,稍后的照片显示,他的后脑部分脱落的头发下有着一张慈祥和蔼但又饱经忧患的脸庞。

很多人都曾尝试要描述他的个性禀赋。

在顾维钧博士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于1909年在哥伦比亚学院见到了孙博士。虽说60年一晃就过去了,但他仍然能够把这次会晤的情景生动地回忆起来:

“我立刻为他的诚挚谦和、和蔼可亲而深受感动。他是自古迄今迥异于其他领袖的人物……当他和你交谈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意识到,你和他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他平等待人,一如他是你们中间的一员。他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会发问:‘对于我的计划,您有些什么想法’等等。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表示任何姿态。他从不摆架子,装腔作势。我揣想,这就是他团结吸引其他同志的伟大品格之一。”

孙中山在香港时期的老师、1896年在伦敦援救过他的人、尔后又是他挚友的詹姆士康德黎博士,把孙中山看作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物”。在25年友谊的基础上,他作出了如下的描述:

“和字面真实意义相符的博爱,这就是孙中山突出的品格。口是心非,为非作歹,对于孙中山的品格来说,确实是冰炭不容的……他的成功的秘密在于无私:他只是为了祖国的富强而不断追求探索,并非为了一己的飞黄腾达……当祖国的利益将有所保障的时候,他准备和渴求引退……”

孙中山的秘书李禄超回忆他时说:

“……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个口才敏捷、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有着鼓励听众的才具,而且能够一口气不停顿地讲上几个小时……他的演词是益人心智,启人灵感,振奋人心的……孙博士是个梦想家。他梦想乌托邦,梦想建立一个健全的、秩序井然的政府,一个对人民施行仁政的政府。由于他有着这样崇高的理想而又极难变为现实的梦,所以他被广东人取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即空想的和不现实的人。”

他曾多次被宣告失败,可又常在另一场合胜利

有关孙博士的政治活动的记载给予人们的印象是,他是这样一种人:他本人的想象力和他改造中国的雄心,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的具体现实。在他的主观愿望和屡次挫败他的客观形势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有关一个人的个性构造问题,而这种个性构造,驱使着孙中山去追求一种难于实现的目标。

人们对实质和形式的大相径庭感受极深,而这种实质表明了孙中山许多行动的特征。举例来说,1921年,他自称为中国的非常大总统并且控驭了西南六省——其实,这纯粹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他断言,他的政府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来说都是中国的政府。就这样,他去寻求国际上的承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他任命了数以百计的官员,而这些官员中的绝大多数从未到职视事。他发行了自然无法兑现的债券。当他还是一个亡命的革命者的时候,他就向外国列强奉献条约,而且,有好几次,他派遣全副装备的军队出征,这些军队只好远离乡井,但他们对国家的大事又毫无实效。这种情况似乎是,孙中山坚信,他的主张和实际是一致的。

也许另有一种解释,作为一个流亡的革命者,为了策划推翻清王朝,孙博士在国外度过了16个年头。然后,突然地,在毫无政府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他被安排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这个高位上,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即使在政务上没有实际建树,而适当的形式肯定是重要的。在大约三个月之后,孙中山辞卸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避政界而趋实业,立刻转回头去进行谋划和设计。在他生命的最后8年中,他有过三次较短暂的时期力争控驭广州,要么就是自封的大元帅(他从未受过军事训练),或者就是自称的大总统。在没有实际行政经验体会的情况下,孙中山常常进入政界的巅峰。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只会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孙中山是否经常为一种想成为领袖人物的不可抗拒的心理冲动所驱使呢?

有些时候,他的行动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我们的观点常常是局外人的观点,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孙中山的灵魂,以便琢磨鉴别他所接触理解的特殊环境。

在追求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孙博士做了一些似乎有欠谨慎的事情。但,是不是这些事情都能以他自己及同时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呢?归根结底,孙中山毕竟是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曾经多次被宣告为失败者,可是,他又常在另一场合取得了胜利。

孙博士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

成熟了的孙中山有可能被人们作为一个边际人物来加以描述。他运用自如地十分谙熟三种类型的文化:中国的、日本的和英美的。他从一个低贱寒微的农民家庭出身,进入到国际性的通商港口世界,实现了不同凡响的转变。在他所生活的这个国际世界当中,和其他政治领袖人物相比,孙中山并没有什么别的优胜之处。而且,他和他抛诸身后的所有事物保持着联系: 广东的农村,海外华侨,香港和澳门,地下秘密会党,英国和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以及日本的浪人会社和政治上的反对派。他的超群出众的思想观点,特别是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于西方的政治学说,但是,它们又明晰地打上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烙印。

孙中山的改良主义,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似乎都反映着当时激进的中国知识界中广为流行的观念,简单地说,他吸收和普及这些观念,胜过了实际的创新改革工作。孙中山所主张的这些观念:可恶的清王朝必须推翻,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国家的自然资源必须迅速地开发,它的财货必须公平合理地为全民享用。所有这些,就是孙中山的主要资本。虽然他通过观念的政治和宣传鼓动工作来扩大影响,但是,仍然一直地被包括军事的和财政的实际政治权力所挫败。尽管如此,在他的事业的末期,他毕竟明确地表述了关于中国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的一个有系统的计划和管理方法的蓝图。

用历史术语来说,孙博士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他反映了日薄西山的传统的封建帝国到工业化的、国家主义化的社会的伟大中国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他起了政治上的作用,他帮助带来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并且阻止了君主政体的复辟。

在国际舞台上,他也有那么点“狡诈”

在国际事务中,孙中山的所作所为似乎是狡诈的。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都难以不带着对于外国列强的良好愿望(或者至少是宽宏大量的襟怀)而从事活动。他反复地呼吁对于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同情、财政资助和国际上的承认。他经常关心他在国外的形象和影响。在不同的时期,他可能宣称他和大不列颠、日本或合众国亲密无间;而在另一时期,他又和这些国家不共戴天,声讨谴责。因为他被某些外国政府和个人所挫败甚至所侮辱,人们自然可以理解他在某些场合的激情爆发。作为一个爱国者和世界主义者的中国人,他为外国对他的祖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而痛苦伤神。他相信,外国投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而且,为了交换财政和军事方面的援助,他愿意加强外国控制的租界和特许权。直到他的晚年,他甚至还寻求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干涉,借以实现祖国的统一。他明白地翘首海外,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

孙博士耗掷了他的壮年韶华,尝试着按照他的特别的构想来改造他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还拟定了一些富于想象力的计划。这些计划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些计划预示着帮助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的未来设想。对穷苦群众和受压迫者,他还表示了极富同情心的关切,虽然他为了改善这些人们的处境而提出来的设想,与其说是社会革命者的,还不如说主要是属于改良主义者的。甚至在俄国顾问影响下的时候,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表现主动精神并明确其政治主张的时候,孙中山仍然保持着这种改良主义者的立场。

是什么驱使着他矢志不渝

对于孙博士来说,有一件事是非常实际的:积累和控制金钱。就他本人的计划而言,资金是头等重要的;而且,他尽力之所及,防止金钱落入敌人之手。孙博士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他的政治目的积攒金钱。他需要资金来支持他的代理人,给秘密会党头领以报酬,购买和私运军火,招募军队和收买军官,支持报纸杂志,支持议员以及类似的其他各种目的。他吸引招徕馈赠、借款和投资的计划,可以说是足智多谋的。虽说他的多数较大的集资计划都落空了,但他毕竟积累和掌握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他很早就了解到,他必须控制资金,这种资金应该以他个人的名义、或者以他所领导的组织的名义积累起来。他的财务出纳人员通常就是那些和他最亲近的人们。很明显,他积攒了多少,就花销了多少,这样,他就经常很快地陷入拮据竭蹶、捉襟见肘的困境。

我从我对于孙博士生平的研究中所得到的最强烈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唯一事业——他的祖国的政治改良的人。改良是他终其一生的抱负,是他采取不同手段用以达到的目的,其中有些极不现实,有些很不可靠。不管他的巨大的受挫和迭次的失败,在其为事业而奋斗的全过程中,他只是偶尔动摇而已。在既从其目的、也从其不同的方式中,他传播其确认为正确的意见。诚然,他也曾似乎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坚定的信念所掌握,这种信念,只有他独自认为是正确无误的,也必须由他独自指引这个政治改革的航程到达指定的终点。

孙中山“以俄为师”建黄埔军校影响中国近代走向

黄埔建军,是孙中山先生在晚年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革命不会取得成功。建军过程中,当时的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向中国派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军政顾问。革命军的崛起与发展,在中国的苏联顾问们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和作用。

以俄为师苏联顾问纷纷来华

经过了长期的、“艰难顿挫”的斗争历程,孙中山汲取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中国革命的失败教训,决心“以俄为师”,建立革命军,去挽救中国的危亡。1921年8月,他亲自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

1921年12月,苏俄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桂林北伐大本营,与孙中山进行会谈。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除了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农工民众的政党之外,还必须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和一个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发展革命武装。

1923年1月,苏俄政府派往中国的特使越飞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他们经过数次商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孙中山请越飞带信给莫斯科领导人,信中强调“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希望得到支援、支持和帮助,并希望对拟议中的各项事业给以财政援助。”苏俄政府复电,表示苏俄政府准备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主要形式是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及其他的顾问。

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了由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苏联称之为“孙中山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代表团在苏联逗留期间,除了考察党务、参观工厂和农村外,着重考察了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和装备,参观了军事院校,会见了苏联红军的各级指挥员并与之进行交谈,了解到“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参加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他们还看到苏联军队内部“权责甚明”,“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业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苏联红军的组织、制度和训练等方面的经验,也就成为后来创立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队的原则和模本。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任命鲍罗廷为苏联驻国民党的代表,前往中国,具体负责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建军校。1923年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后,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教练员。10月15日,国民党党务讨论会通过议案,“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拥护共和案。”11月19日,鲍罗廷出席了孙中山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深入讨论了“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官学校”诸问题。不久,孙中山正式筹建军官学校,经国民党临时中执委审定,组织军官学校,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担任校长,指定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着手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

1924年1月,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筹委会委员长,并将原来的“国民军军官学校”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确定以广州市郊黄埔岛上原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国民党“一大”刚闭幕,总顾问鲍罗廷应孙中山之邀,派出了以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为组长的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孙中山在百忙中接见了军事顾问小组的全体成员,殷切希望苏联顾问把“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苏联顾问接受这一任务之后,便积极开展筹建工作。在筹建过程中,蒋介石借故提出辞呈,并擅自发放遣散费,离开广州到上海,使筹建工作一度受到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辞呈明确批示“不准辞职”;同时,又委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建委员会委员长。苏联顾问大力协助廖仲恺,从事筹建事宜,聘请教官,修葺校舍,招考学生,制定第一期学生教练计划,等等。经过苏联顾问和廖仲恺等昼夜努力,筹建工作一切就绪。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来自全国各地的第一期五百余名学生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军校,发表了长篇演讲。在演讲中,他明确规定了军校的办学宗旨,即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组成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从而“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他勉励学生牢固掌握革命的三民主义,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方针,学习军事知识,注重理论修养,成为“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的救国救民的责任”。

黄埔办校建立新式革命军队

黄埔军校初创阶段,资金不足,武器奇缺,困难重重,步履维艰。苏联政府及时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不仅提供了办学急需的军事装备和武器,而且资助了大批现金作为军校的开办经费。当时驻防广东的粤、桂、滇等军阀,虽然表面上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但事实上仍割据防区,把持财政,对筹办军校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多加阻挠。就在这时,苏联政府及时派船送来了大批武器,仅第一批武器,就有8000支有刺刀的俄式步枪。每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小手枪。此后,苏联继续向广东革命政府提供大批急需的武器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东价值56。4万卢布的军火。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来。此外,苏联政府还资助了200万卢布的现金给军校,帮助解决军校开办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

苏联政府除了在经济上、物资上给军校提供了大量援助之外,还为军校派来了顾问团,担任军校新式教育的指导工作。还在筹建军校时,总顾问鲍罗廷鉴于军校缺乏大批有政治觉悟和丰富经验的军事干部,受孙中山的嘱托,于1924年4月和加拉罕一起联名向莫斯科求援。同年5月,由首席军事顾问巴甫洛夫率领的军事顾问团到达广东。黄埔军校开学后,涉及各门学科的苏联顾问多人陆续到军校工作。是年7月,首席军事顾问巴甫洛夫在东江视察时不幸溺水逝世后,由扬名中外的加伦接替首席顾问之职,并领导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小组工作。派往军校的苏联顾问,都是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指挥员,他们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帮助军校制定教学计划,修订各种教程,亲自参加教课并作示范,从各方面为办好军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都是由苏联顾问负责指导,主要采取了当时苏联最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进行讲授和训练。军校的军事教学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主要教军事理论,术科主要教军事技术。由于当时军情紧迫,必须将原定三年一期的训练计划缩短为半年一期。为此,苏联顾问会同军校有关人士进行研究,抓了两项工作:一是按六个月的训练要求,重新制定出军事教育计划,安排各项科目进度,并定出实施的详细办法;二是重新编写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通信五大教程。对于学科,他们按照新编的讲义,采取示范教学法,深入浅出,使学员在课程内容多时间少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掌握要领。至于术科,苏联顾问更是倾注了大量精力,几乎每个新科目,都由他们亲自示范和反复教练,指导学员们学会为止。此外,军校顾问还同学员一起实地考察,选择构筑工事的合理位置,培养他们的实际指挥能力。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在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参与下,借鉴苏联红军的建设经验,制定了切实的教育内容和多样化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着重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军校的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多达26门,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苏联研究等方面的课程。如:《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军校的苏联顾问除了参与制定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之外,还经常给学员作讲演。总顾问鲍罗廷多次来校,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苏联红军的生活及政治工作。加伦将军对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也很重视,强调要注意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以及军校在整个广东省政治形势中所起的作用。

为了在黄埔军校内设立政治委员制度,加伦和其他苏联顾问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交涉,这项提案终于获得国民党中执委的通过。这样,黄埔军校便仿效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破天荒地在中国军队中设置了党代表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防止军队成为个人独断专行的工具起了组织上的保证。军校在设立党代表制度的同时,还配置了政治部。在黄埔军校设立党代表与政治部制度,标志着一支新式革命军队建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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